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1942年

　　富特文格勒在确立了德国古典音乐诠释最高水准的同时，无形中也确立了最高的人格标准。这一点恐怕连富特文格勒自己也估计不足。必须承认，作为战前德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并没有做到萨义德所说的，“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没能站在世界反法 西斯的立场上去面对纳粹的暴行和人类的灾难。富特文格勒妥协过，让步过，而且这也让他痛悔过，但他始终没有超越道德的底线。

　　富特文格勒的高尚意图或者说是政治上的幼稚，被纳粹当局利用是不争的事实——音乐是富特文格勒的生命，不给他团员和观众，他就成了没有教堂的牧师， 为了音乐，他曾经妥协。富特文格勒为纳粹政治的花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人们忽视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富特文格勒选择留在德国，通过音乐坚守了德意志文化传统。正像他在1946年底向法庭做最后的陈述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国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

　　为什么富特文格勒要留在德国？他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留在国外，完全可以成为反法西斯的领袖人物。其实富特文格勒也非常犹豫，甚至非常绝望，关键的时候，是勋伯格给他鼓足了勇气。1933年，时任柏林普鲁士艺术研究院作曲系主任的勋伯格，在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去法国避难。富特文格勒在巴黎遇到了勋伯 格夫妇，是勋伯格鼓励他回到德国，去创造伟大的音乐。“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于是，富特文格勒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文化保卫战。

　　在战后他写到：“德国绝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而只是被纳粹分子统治的德国……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斗争，只能在这里进行！ ”

——摘自曹立群《把德意志音乐镶进历史之墙》

　　11月30日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的55周年忌辰。富特文格勒并不仅仅代表着诠释德意志古典音乐的最高水准，他更代表了人类在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的人格高度。当第三帝国疯狂地屠杀世界人民的时候，他依然坚守在纳粹的心脏，独自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德国古典文化，用音乐为生活在纳粹铁蹄下、盼望着自由和爱的普通人民点燃希望之光。他这一举动让他在生前身后遭到不少攻击，但却赢得了更多的爱戴。

　　大多数的音乐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相信对许多钻研着古典作品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比如，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哼唱，但贝多芬的交响曲则绝对不行；不仅不行，而且还得正襟危坐，好像专注的学生听老教授训话一样才能聆听。出于类似的原因，我有意识地避开聆听富特文格勒在二战时期作品的机会。这并非因为我没有条件，而是，这些带血的、控诉的音乐“绝对”不是舒服地坐在滑椅里面就可以听的。对于富特文格勒，我始终只能站在远处仰望着、揣测着。所以，这里仅摘抄了两个片断，全部来自这位热心网友（http://www.verycd.com/topics/66161/）的细心工作。或许以后的某一天，我能够有那种荣幸，和大家分享自己聆听那些非常作品的心得。

　　……这一切的猜测都在1993年得到印证，当年的Melodiya正式推出CD，1942年贝多芬第九号和1944年《英雄》等珍贵宝藏的“正式版本”也终于面世。这些唱片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里面的音乐演出，记载了人类在特定时期里经过洗礼和升华了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不但在其他录音里面难以见到，而且以后恐怕也难以再有了。

　　那个时候，正是二战最激烈的时期到德国战败的时期。战争对人类的摧残相当厉害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对人类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战争中，人们很难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曾有记者问一个在二战前后经受了战火的硝烟、失败的精神的痛苦、战后饥饿的折磨的人，为什么他有信念活下来？他说：“因为明天还有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或者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音乐会称为人的精神的支柱。在战争胜利后转入僵持的时候，富特文格勒与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没有大喜大悲。在战争处于节节败退时，没有绝望和惊惶。在音乐会时，音乐家和听众随时要准备躲避盟军和苏军的轰炸，甚至准备随时牺牲。DG唱片公司发行的10CD唱片里，有一个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那是1944年1月12日的演出，就是在那音乐会后的两个星期，旧柏林爱乐音乐厅被盟军的飞机炸毁。而富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的音乐会并没有停止，而是转到旁边一个小一点的剧场继续音乐会。在那个协奏曲的演出里，我们可以听到作品已经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独奏者罗姆在作品里展现的是巨大的精神的能量。

　　由于那时的技术模式和现在的很不同，造成现在的唱片公司翻制这些录音的时候，遇到很大的技术问题，出来的效果也不好。但由于当中的艺术和人文价值，使这些录音成为人类共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节选自Heinrich Chiu撰写《富特文格勒二战期间传奇录音背后的故事》，经调整。

　　1947年5月，柏林高度动乱的年代：战败的德国经济处于绝境，百姓一贫如洗。但有一天，人们在票房前排着长队，手中拿着画作、磁器以及当时作为真正通货使用的香烟和咖啡等实物希望换取一张富特文格勒重返祖国的首场音乐会的门票。在战时，富特文格勒是人们认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之一；在战后，听见富特文格勒的声音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最坏的时光终于过去”这句口头禅。

　　富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在战争时代的演出环境，是现在生活安逸的我们无法想像的。我想，不到濒临绝境的时候，我不适合去听那些唱片，因为我很难与宛若身处另一个世界的演奏者产生共鸣。现在，或许我只能随便发表一些感想了。

　　我长久地对在中小学普及古典音乐的做法嗤之以鼻。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小学生真的对古典比对流行更有感觉，他们怎么有可能去理解诸如贝多芬的“英雄”和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这样乐曲的内涵呢？从小学到现在，“新大陆”我至少听了十几遍。但直到两个月前，在地球另一面的波多黎各，独自仰望中秋明月的时候，我才能从心底涌出第二乐章开头那孤独的英国管的声音，才能感觉到每一个细胞都明白作曲家想要传递的信息。至于贝多芬的几部交响曲，更不用说了，就好像强烈的亢奋药，只有在极少数时候才能听。

　　总之，理解每一首深刻的乐曲，都需要相当的生活经历作为积累。1942年3月，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希特勒生日前夜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则可能是史上最为激奋的乐曲的最为激奋的演绎。现在，这次演奏一般被视为富特文格勒对纳粹暴行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

　　我要承认，我没法理解上一句话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命题。这首曲或许不是在这样平静祥和的年代所能理解的，所以我将它封存在我的唱片库里，未曾播放。

　　1947年5月27日，洗脱纳粹罪名的富特文格勒重返柏林，重新执棒柏林爱乐乐团，为绝望的人们演出了三首乐曲，其中两首分别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和第六交响曲“田园”。

　　即使最不熟悉古典的流行音乐追随者也应该熟悉《命运》开头那如半夜钟声的“命运的敲门”，它的激励作用无需作更多说明，但这里我却想简单谈谈《田园》。我觉得，对于战乱之后，前途没有半点光明的人们来说，最能给予他们安慰的，或许便是这首平静的乐曲了。

　　我觉得《田园》恰如一个人的一生—— 当然，是跳跃式的发展的。第一乐章是愉悦的，像童年，并不是全无忧虑，但实际上全是虚的，只有从弦乐到木管的轻巧的跳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反倒有一点点大型戏谑曲的影子。第二乐章像是青春，10分钟，貌似很漫长，可是一旦入境以后，似乎不过一会儿就到末尾那处长笛、双簧管、单簧管模仿小溪边鸟儿的声音了。我第一次听《田园》的时候是12岁，如今差不多10年过去了，现在听到这处，总有一些感动和感慨。感动是感动在，贝多芬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听不见了，但却依然能感受、或者说想像到大自然的这样细微的灵动；感慨是感慨在，人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也像第二乐章一样，感觉很长，其实很快就过了。

　　第三乐章，快乐的农夫聚会和暴风雨。即使是卡拉扬的版本（3个版本中我听过2个），我也对他对“暴风雨”的处理不以为然——我有一个嗜好，雷电交加的时候到门外（当然是保证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体会大自然咆哮的样子，所以自以为在“暴风雨”上还是有点发话权的——也仅仅是从响度、重度上来强调暴风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深刻地阐释贝多芬的深意。我没有听到过一个让自己120%满意的版本，所以对富特文格勒的版本充满期待。

　　每次听到第四乐章都能让我深深地感动，就好像看到一个人经过漫长的一生后，“终于要上床休息了”。如同生活一样，第四乐章不能单独听，而必须在完整欣赏完前三个乐章之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深度。开头，单簧管通透的旋律衬着大提琴“咚咚”的拨弦，让人毫不费力地感觉到雨后屋檐滴水的样子。曲中许许多多的上下绕行，让我想到李煜的那句“剪不断、理还乱”，但又不是悲凉的，一切渲染着美丽，只是略带一点点忧伤，一唱三叹。乐曲的末尾是所有弦乐器由高到低的上下绕行，最大的叹点。或者，用一句古诗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总之，《田园》和贝多芬其他最著名的交响曲（比如，《英雄》，《命运》，《合唱》）都不同，是一种轮回前淡淡的忧伤。不知道那情那景，富特文格勒棒下会是怎样的质感呢？对不起，如同大师的其他精华一样，第一次只有一次，请耐心等候。

　　谨以拙文，向时代的巨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