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jahrskonzert是德语，意思是“新年音乐会”。现在，它特指每年1月1日，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举办的新年音乐会。这件乐坛盛事是如此的出名，以至于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全世界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要观看或收听该音乐会的直播。
　　今年是我第11次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直播。尽管一切和7岁那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借助于科技进步，我不再是泡在电视机前，是通过互联网收看奥地利广播公司的最“原汁原味”的直播，但那一份情调依然没有改变。优雅的圆舞曲，欢快的波尔卡，艺术家们庄重而不失诙谐的演出风格，都让我心里觉得欢快舒畅；尤其是最后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观众们用鼓掌的方式参与演奏的习惯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二战时为了激励奥地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作，演奏的基本都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选材显得比较狭小，为什么还如此得到世人的追捧呢？其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涵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演奏音乐。音乐是人演奏出来的，是演奏者用自己的情感去诠释作曲家的音符，因此其解释权还是归演奏者。
　　我曾听过1964年新年音乐会中的《假期旅行波尔卡》。尽管限于当时技术水平，音响效果不佳，但我仍然能听到乐手们一边演奏，随着欢快的节奏高呼；观众们开怀大笑，情不自禁的随着音乐鼓掌。有些新年音乐会过于注重曲目的选择了，总是选一些不好理解的高深曲目，让观众难以捉摸其情感。其实这大可不必。新年音乐会嘛，就是大家一起来高兴一下，用音乐庆祝新年的嘛，何必搞得那么庄严正式呢？在这方面，不拘小节、注重效果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其实，在许多意思浅显的活动中，行为只是形式；效果才是最终目的。

　　白云山南侧的半山腰有一个著名景点，名叫将军坟，远处看起来挺壮观的。接近细看，坟头的墙都已经损坏，四处杂草丛生，周围的几座陪葬墓更是损坏的几乎认不出样子。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墓前的广场修缮得平整漂亮，草皮也是整齐洁净。有些人在细细阅读广场旁边的景点介绍，但更多的是在广场上踢毽子、跳舞或者作其他活动。这位将军到底姓啥名啥，干过些什么大事呢？我费了好一番劲才找到介绍，原来将军叫刘绍基，似乎是清代闻名远近的一员大将。除此以外，就难找其他的介绍了。
　　每次经过这里，我都难免感慨一番。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在异族统治的年代功成名就，死后还被追授为一品将军，显赫一时，何其壮也。但才过了一百年，名声就已经消佚，坟墓也败坏，要不是因为坟前广场适于活动等原因，恐怕早就像白云山另外一万多座坟墓一样，被铲得一丝痕迹也不留了。
　　时间总是一种令人惊叹但无能为力的力量。什么事情，当时看起来也许喧闹一时，但放入时间的江水洗涤一番，也就烟消云散了。很遗憾，这条定律适用于绝大部分的事情，真正能留下来的实在是少之又少。白云山上那一座座幽幽的山坟，都埋藏着一个个曾经活蹦乱跳的家伙，他们也许干过这样那样的伟大事业，但最终还是都只留下无人关心的数语片字，置于那风雨飘摇的杂树败草之间。这一切耳闻目睹，实在是一种“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的感觉。
　　大部分人之所为，大约可用四个字概括：“功名利禄”。有人为了打破这一切的怪圈，热衷于功与名，希望以此博得后世记忆，然而其中的不少最终身败名裂。有人将遗臭万年和千古流芳等同，认为都等于留名后世，然而谁愿意去做一个人人痛骂的秦侩呢？其他人则追求享受，希望以此抵消掉生命逝去之悲哀，然而他们面对问题，最终选择的是回避而不是解决。
　　苏轼在《前赤壁赋》的观点非常让人喜欢，我也非常欣赏。但当我凝视将军坟腐朽的墓碑时，却又生出其他的想法来。所谓观赏天地之奇妙，也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逃脱，你可以赞叹清风明月的美好，但赞叹完之后并没有对那个关键的问题作出解答，只不过是绕开了，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也会有一位可怜人为了逃避那个关键的问题来观赏清风明月。大概，老子的无为思想才是观赏完美景之后所应该能想到的。一个问题，你越想它，你就越拿不到好结果。假如你是那位应该作出伟大成绩的人物，努力了自然就会得到；假如你不是，那再怎么思索用处也不大。人可以努力，但终有一些东西不能自己把握。躺在脚下的将军，也曾经是历史的一代名人，现在虽然已物是人非，但他依然用另外一种形式来造福现在的人们—— 用提供自己墓前的一块平地来让人们忙碌之余得到快乐。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了他一个位置。你不能仅仅用“出名”或者“不出名”来评价一切问题。何必再苦苦追求那些难于得到的东西呢？
　　换一个枕头，或许能睡得舒服些。对于这个问题，将军告诉了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