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四!”在中午可怕的阳光的炙烤下,我们声嘶力竭的叫着。教官听了一言不发,可他的心情我们都能猜到。刚刚我们那位看起来颇为帅气的营长对他稍微表现了一下,于是他现在十分郁闷。“再来!”他用一种不高不低的、难以捉摸的声调喝道。“一!二!三!四!”我们又声嘶力竭的叫着。“我们——是铁!一!二!”听到这个,我们苦笑,这首歌我们总共才唱过一遍,词都不记得,他这不是分明那我们开涮么!“军营男子汉!迎难而上!我们…… 我们…… 我们不会唱。”我们的声音低落了下去。“停下!”教官喝道。“好家伙,这下完了。”我们顿时心头一苦。接下来,教官就使劲了浑身解数,跑步啊,正步啊,太阳底下立正啊,齐声叫什么“严格训练”啊,全部往我们头上一撒。可我们已经是力气到头了,再怎么叫也叫不起来,更何况这大晴天中午的太阳,几乎把我们晒得背过气去,又饿又困又累,谁还有力气叫口号。大家的感情慢慢趋于一致了:消极怠工。
  “报告!我嗓子哑了!”有位仁兄终于忍不住了,竭尽全力说道。这马上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大家都用自己最后一点口水向教官轰炸过去。教官摆了摆头,用一种我们都没听过得难以捉摸的语调说,“好吧,最后三个番号。叫得好,解散;叫不好,带回去。”大家顿时又恢复了一点生气。“一!二!三!四!”所有人恨不得把嗓子喊破了。“不行!”教官说,但他还是让我们走向饭堂。
  “他真是心理变态的!”连我们称为“副排长”的、平时训练都一丝不苟的班长,回到宿舍也这样气愤愤的叫道。经过短暂的休息,下午大家带着紧张走向集合场地。
  说也奇怪,到了下午教官似乎换了一个人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阴凉的地方让我们站好。“手型练习——”听到这几个字,我们松了一口气:站军姿是最舒服的惩罚了,而且我们早就习惯了。大家就一板一眼的站好。
  和前几天一样,教官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可经过上午的风暴之后,下午他这宁静的心情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终要分别,”他突然唱起歌来了,“摸着你的脸,踏破你的鞋,”顺势踢了一下一位同学的脚。当然,用力很小。我们听着他这并不十分大但却十分标志的声音消失在对面的树林中,很入神。
  “就要分别啦!”他突然用一种十分悲凉的口气说。我们顿时心都软了,似乎所有人都原谅了他上午所做的。“还有十几天呢,教官!”北京的钟淼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道。教官没有理他,从口袋里很随便的掏出一张名片,念了起来。
  “桂林米粉,五元。”听得出,他竭力想让自己的发音标准。“猪脑汤,六元。米线,三元。”
  “报告教官!我想吃!”
  “……炒水鱼,八元。地址,大学城中外横路……”他用一种非常平和的语调念完了这段话,并不理睬我们的偷笑声或者调侃的话语。他把名片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最后把它放到左边的裤袋里,旋而拍了拍。
  他的脚步透着一种忧郁,走到我们左前方的路墩上坐下,神经质地摆弄自己的帽子。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用自己最标致的姿势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