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幽默片段
Dec 27th
马上又要到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音乐,但对于我这个不喜好相对聒噪且/或和声单一的流行乐的人来说,平时忙碌一些纯机械事情的时候,倒是很适合拿它来消遣。当然,自1996年以来,每年元旦看CCTV的直播也成了一种雷打不动的传统。
自1939年第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开始,它就一直以演奏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为主。相对于业内所认为的“纯古典”来说,施特劳斯家族的基本属于没什么内涵的类别,或者说就属于附庸风雅的19世纪欧洲上流人士中的流行音乐。不过,如果不想每天都听马勒、布鲁克纳之流极度深沉的哲学家式曲目的话,听听施特劳斯的音乐作为调剂是很好的。
简单的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所演绎的乐曲,基本介乎于冷门与大众、高雅与通俗,或者说几乎与动脑与不动脑之间。它不像柏林森林音乐会一样可以容许观众穿着睡衣在台下吹口哨,但效仿19世纪奥地利上流社会(主要是军队)的传统,在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时观众拍掌,却也作为所谓“通俗的古典音乐”的象征为世人熟知。同时,与“纯”音乐会相异的是,艺术家们每年都会推出一些或大或小的搞怪片段,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这里我就将我所了解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幽默片段一一介绍,也让各位没事偷着乐吧。
首先给不太熟悉古典的朋友简单介绍两句新年音乐会的概况。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担纲,此乐团在古典音乐界中的地位,不是说龙头老大,起码也是龙头老大之一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作为奥地利文化的象征之一,门票销售是极度火爆,以至于必须通过摇号抽签来决定。估计每年有多达1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转播。为了照顾到尽量多的听众,新年音乐会都在当地时间中午11点举行,通过牺牲掉艺术家们和现场听众的一顿午饭,让绝大多数世界各地的听众不必熬夜就能欣赏音乐会。
每年新年音乐会的指挥都由乐团投票选出。2011年新年音乐会由奥地利指挥家威尔瑟-莫斯特指挥,一改十多年来老头拿棒的口味。威尔瑟-莫斯特现年51岁,是自新年音乐会1987年实行指挥轮换制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在他之前的纪录由意大利人里卡尔多·穆迪保持。此君被评为有史以来最性感的指挥家。——啊,我是不是废话太多了,大家都要开始打瞌睡了。赶紧让我们来欣赏一下1993年穆迪指挥的《狩猎波尔卡》吧。当年穆大叔年方52,可以说是迷倒场上场下所有观众啊,此曲毫不夸张地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关于穆大叔,曾经听过某朋友说,他有个特迷哈利波特的朋友,有一次看到穆大叔指挥的海报,冒出一句:咦,这不是斯内普吗?怎么魔杖变短了…… 诸位不看HP的朋友可以忽略这句话,不过我承认他确实很像巫师。
《狩猎波尔卡》因为要打枪,所以经常拿来活跃现场气氛,比如2010年的指挥乔治·普莱特就亲自拿枪,不过居然很和谐地打出一朵花。让我们再往前追寻的话,就会发现威利·伯斯考夫斯基的录影。他曾25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将这个音乐会变成了一件国际盛事。在1979年指挥乐团演奏《狩猎波尔卡》的时候,拿枪的哥们居然给他打下了一只…… 什么呢?看了就知道了。
在伯斯考夫斯基时代,在新年音乐会上开玩笑的尺度比现在是大多了。比方说,一般古典音乐会是不准吃东西的(除了柏林森林音乐会这种另类之外),但1971年的《打铁波尔卡》,却有一位哥们一边挥舞着铁锤一边大嚼三明治,还抓出几块糖对着观众四处乱扔。
如果说就是在后头吃三明治,那还算了。但是在那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72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居然闯进来一个强盗!这位罗宾汉打扮的老兄在洗劫了许多乐团成员之后,挥舞着马枪,逼近了指挥伯斯考夫斯基先生……
在伯斯考夫斯基之后最具幽默感的可能是美国人洛林·马泽尔了。在1999年小约翰·施特劳斯百年忌辰之际,他也指挥演奏了《强盗加洛普》,相对于伯斯考夫斯基的版本,显得比较收敛,起码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情节出现。然而他在指挥台上卖力的打鼓,以至于把鼓都打破了,不知道算不算破坏公物?
当年演奏完《强盗加洛普》之后,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另外一首代表作——《雷电波尔卡》。马泽尔总算被那只不幸的鼓报复了一下,“不小心”打到了自己的手,以至于要在场上接受医疗救护。
以上几乎都是一些纯恶搞的段落,想必圈内的朋友已经有点看不下去,圈外的朋友也觉得有点审美疲劳了,不妨换换口味吧。如果说是“纯艺术的”幽默的话,毫无疑问,必须要算上2009年巴伦勃依姆指挥海顿第45号交响曲第4乐章了。话说当年海顿大哥在某伯爵的小古堡里呆得厌倦了,又碍于面子,没法直接和伯爵直说,就写了一首交响曲,结果伯爵一听就放人了,牛吧。想明白为什么这么牛吗?看看巴伦勃依姆和爱乐乐团的艺术家们是怎么“复原”的吧。
最后一段是用了升f小调的调性,因此透着淡淡的忧郁的意味。不过,大家大概说这样的安排未免也太不给巴伦大叔面子了,有没有大家都不拍屁股走人的曲子啊。这不,2007年祖宾·梅塔指挥的《威尼斯狂欢节之夜》倒是挺不错的,可以说就是众乐手实力大PK啊。
在《威尼斯狂欢节之夜》中,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颇有和祖宾·梅塔“对着干”的势头,弄得后者无可奈何。不过在200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乔治·普莱特可就没有让他肆意妄为了。当年因为奥地利主办欧洲杯,所以加演曲目的第一首便选择了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运动波尔卡》,首席小提琴间中在台上搔首弄姿,结果申请了一张黄牌。可惜尽管有世界第一乐团的鼎力配合(所有人都围上了奥地利队的围巾),奥地利队还是小组赛就出局了,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会有3首加演曲目:一首欢快的波尔卡,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蓝色多瑙河》,以及《拉德斯基进行曲》(唯一的意外是2005年,因新年前几天的印度洋海啸取消了《拉德斯基进行曲》)。在演奏《蓝色多瑙河》之前,指挥会和乐队用德语祝大家新年快乐。一般的祝贺都很简短,但也有例外,比如2002年的小泽征尔让乐队队员用不同语言祝新年快乐。令人惊讶的是,小泽本人并不是用日语,而是用他出生国的语言——中文。
另外一个另类当属威利·伯斯考夫斯基。1970年他指挥乐队演奏《快车波尔卡》的时候,一位乐手中途举起信号牌要求“临时停车”,伯斯考夫斯基便借着这个空当完成了新年问候。不知道是否空前,但应该是绝后了。
《快车波尔卡》比较适合搞怪。200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电视直播曾插入一段描述两个老式火车头比赛的视频,非常滑稽,可惜我已经找不到这段视频了。另一个著名场景则是1992年泰斗级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亲自拿起号角在指挥台上吹。虽然这一场景笑点不高,但这是这位指挥大师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奏,也成了那年新年音乐会的标志性照片。
要说到在指挥台上搞怪,可能没有人比得过洛林·马泽尔。他1996年指挥《骑士波尔卡》的时候,除了拿起木板模拟马鞭的声音,居然还不忘记耍一下杂技。我到现在一直好奇,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练那个杂技?
1994年指挥演奏《别再忧虑波尔卡》的洛林·马泽尔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搞怪。马泽尔在指挥台上装出一副十分苦恼的样子,以至于需要靠鼓手的鼓声以及乐手们哈哈大笑的声音来提神。顺带一提,一开始的字幕说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是因为心情十分愉快才写下这首曲的,这十分可疑,因为约瑟夫一直以来患有抑郁症,以至于写完这首乐曲之后的第二年不得不去波兰休养。遗憾的是,他在波兰的一次演奏会上突然昏厥,被他的妻子日夜兼程送回维也纳,数月之后病逝,年仅43岁。
大概你不会想到赫伯特·冯·卡拉扬也曾在指挥台上搞过怪,虽然搞的怪,相对于伯斯考夫斯基之流,也非常绅士——指挥《雷电波尔卡》时被“击中”。有朋友曾和我说她的某密友是因为“卡拉扬太帅”所以才喜欢上古典音乐的。毫无疑问,一头白发的他颇具老男人的气质,而且居然还要以三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留名青史…… 不过呢,也有不少人对他手下的贝多芬不太感冒,包括我。
……以及2006年的拉托维亚指挥家马里斯·杨松斯,这位大叔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整天张着个嘴翻白眼。当然了,他的指挥风格还是颇有几分浪漫气息的。他干的事也非常应景—— 在指挥《电话波尔卡》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貌似还是部诺基亚……
类似的例子大概还有1963年的《度假旅行波尔卡》:演奏到一半,闯进来了个苦行僧模样的大叔,直径向指挥伯斯考夫斯基先生走去。不过这倒让观众们情绪高涨。
《电话波尔卡》是响电话,《度假旅行波尔卡》是跑进来个旅行家;那么爱德华·施特劳斯的《爆炸波尔卡》呢?总不会真的拿个炸弹进去吧?被你猜中了。1974年,伯斯考夫斯基还真的允许乐手们带了个大炸弹进音乐厅。当然了,不会产生任何破坏,然而乐手们在引爆之前,还是煞有介事地戴上了头盔。
哎呀,我才发现,我已经介绍了一大堆了。再这样介绍下去,恐怕介绍到明年(嗯?)还介绍不完呢,还是赶紧结束吧。最后当然是按照老惯例,要介绍一下《拉德斯基进行曲》了。什么?除了拍掌,还能有搞怪?这是不错。同样在1974年,也就是伯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第20个年头,发生了点意外情况——有人把鼓手的小鼓抢走了。原来,这货不是小鼓?
好吧,来点儿正常点,“纯艺术流”的吧。首屈一指的应该是2009年的巴伦勃依姆了,乐曲刚开始,他就止住了观众们的拍掌声,场下霎时一阵愕然,不过大家明白了之后便开始哈哈大笑。
好吧,就先介绍到这里,不然的话一直介绍到明年,可就没趣味了。卖个关子,不妨期待一下几天之后,威尔瑟-莫斯特先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所有视频均来源于网络——感谢所有提供者,尤其是在那个还只能用录像机的年代保存下古老的CCTV台标的那位铁杆)
泉志23年私人新年音乐会/201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Dec 26th
泉志23年私人新年音乐会
Private New Year's Concert of the Year 23 Q.Z.
泉志22年12月31日20:00 | 蓝殿 | 92爱乐
20:00 CST, December 31, the Year 22 Q.Z. | The Blue Hall | P.O. '92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A大调第七号交响曲,作品第九十二号
Ludwig van Beethoven - Symphony No. 7 in A Major, Op. 92
弗兰茨·舒伯特:C大调第九号交响曲“伟大”,作品第九百四十四号
Franz Schubert - Symphony No. 9 in C Major, The Great, D. 944
Neujahrskonzert 2011 | 201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0:15 UTC, Januar 1, 2011 | Musikvereinssaal
Wiener Philharmoniker - Franz Welser-Möst
Johann Strauß - Reiter-Marsch, op. 428
Johann Strauß - Donauweibchen. Walzer, op. 427
Johann Strauß - Amazonen-Polka, op. 9
Johann Strauß - Debut-Quadrille, op. 2
Josef Lanner - Die Schönbrunner. Walzer, op. 200
Johann Strauß - Muthig voran! Polka schnell, op. 432
Johann Strauß - Csárdás aus "Ritter Pasman"
Johann Strauß - Abschieds-Rufe. Walzer, op. 179
Johann Strauß Vater - Furioso-Galopp nach Liszt’s Motiven, op. 114
Franz Liszt - Mephisto-Walzer I
Josef Strauß - Aus der Ferne. Polka mazur, op. 270
Johann Strauß - Spanischer Marsch, op. 433
Joseph Hellmesberger - Zigeunertanz aus "Die Perle von Iberien"
Johann Strauß Vater - Cachucha-Galopp, op. 97
Josef Strauß - Mein Lebenslauf ist Lieb und Lust. Walzer, op. 263
达人卸任
Dec 25th
即将迎来新年之际,惊闻执掌中大12年的黄达人校长因年龄原因卸任退休。我对黄校长没有很多了解,但他12年来坚持独到的治校理念,将学生摆在一个就内地来说不寻常的位置上,以及坚持在每一届的毕业典礼上与每一位毕业生握手,却让我印象颇深,同时自然也有幸在毕业典礼上同他握手。从诸位同学热情欢送以及一些新闻评论来看,知道他是一位为中大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校长。我一直认为中大是内地最开明、最自由的大学之一,并因此深感自豪,这无疑与黄校长的治理密切相关。下面转载他在卸任仪式上的讲话,祝愿他安享晚年。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我1998年11月来到学校工作,第二年8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在中大工作的十几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全校师生员工多年来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还要向关心和支持中大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我们可亲可爱的校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这里,我还尤其要感谢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东人民,中大人是喝珠江水长大的,没有广东父老乡亲的支持,就没有中大今天的发展。
我们正经历着国家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也恰逢其时,得到迅速提升。作为一个高校的管理者,我能亲历和参与其中,深感幸运,也倍感光荣。虽然有关大学办学自主权之类的问题不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我的感受是,在目前的制度下,国家赋予大学校长的舞台是非常广阔的,大学校长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所作为。
一方面,对于大学而言,我们的办学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广东省的领导对我们十分支持,我们的建议和要求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教育部的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空间,大学的发展诉求也得到了充分尊重和满足。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校长,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邀请兄弟高校领导附议的人大建议,都得到国家相关部门十分积极的回复,多数建议得到了落实。我也曾有机会参加温家宝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当面坦陈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我以为,国家和社会对大学校长的期望很高,赋予的责任很大,授予我们的权力也很大,大学校长有足够大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如同老师们在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生活中会面临各种问题一样,是很正常的。我想,面对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味的抱怨,这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另一种是以建设性的阳光的心态,不断地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付诸行动。的确,教育领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主流是发展,大学的水平在提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在这种共识下,大学需要的是能够坐言起行的实干者,大学主要领导的精神状态,影响着全校教职员工的士气。
回顾这十几年的工作,我自认为是努力的。如果要说有遗憾,那么,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解决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工的住房问题上,还做得不够好,未能达到大家的期望。虽然有些事情受制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仅凭学校之力不容易企及,学校也努力通过团购和建设周转房来缓解住房的压力,但毕竟未能建立起能让各位青年老师安居乐业的大学住房制度,因此心中还是觉得愧对大家,尤其是愧对青年教职工。还有,就是对学生,无论做了多少事,我都感觉是不够的,是不能让自己满意的。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老师。
我一直讲,今天在这里还要继续强调,我们中大今天取得的成绩是历史的积淀,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取得的。我深深地体会到,对一所好大学来说,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等“硬件”的积累是重要的,而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积淀也同样重要。令人高兴的是,“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等基本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大人的共识。现在,中大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相信,我们的继任者一定会做得更好,中大的未来一定会更好。我和大家一样,会继续全力支持学校的发展。
我是一个中大人,中山大学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谢谢。
圣城拉萨/无题
Dec 23rd
一
和一群不太熟悉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大多没有去过雪域高原,又或者仅是坐飞机在拉萨做了个“蜻蜓点水”,对我独自一人在冬季纵贯青藏高原的旅行,都颇有一副“坐观垂钓者”的神情。聊着聊着,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向了拉萨。
“你一定上了布达拉宫咯?”一位朋友问。
“没有。”
“大昭寺总该去了罢?”
“没有。”
“罗布林卡呢?”
“也没有。”
“那你怎么能算去过拉萨呢?”他们都惊愕了。
我只是微浅地笑了笑。
二
三
四
五
“真漂亮啊。”“拍得真好!”“不可思议!”
不出意料,每当我露几张在西藏拍的照片,都能引来一片咂舌之声。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我只是按了快门而已。”不出意料,我都是这么回答的。
“我也想去西藏。”不出意料,对方都会补上这么一句。
不出意料,我都会先吸一口气,稳定一下情绪,然后带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口气叮嘱道:“你要去的话,带眼睛去就可以了。心和脑袋最好别带着。不然…… 你会痛苦的。”
不出意料,这句话都会引来疑惑不解的神情。
然而我确实说了一句比较和谐的心里话。
2010年12月21日观测月食
Dec 21st
先送上气象站的全景环拍。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可以一览广州全貌,可谓黄金楼盘!
自从2001年7月5日观测月偏食之后,9年来7次月食我只成功到2次,一共有3次月食的2010年居然前两次都遇上坏天气,RP可谓极度低下。第三次月食,受到地理位置影响,只能看到个“尾巴”:17:46月出,18:01月亮复圆,但我还是不甘心地跑到学校赌运气。
天气如晴天钟预报的一样在中午放晴了,但严重的灰霾天气让我对观测月食没了什么指望。早早吃完饭,从17:40就在学校的制高点——气象站等待,俊文和他的同学随后也来了,但直到18:09才在浓重的灰霾中看到月亮,此时地球的影子已经几乎隐没不见了。
勉强不算完全失败,非常不甘,拍了几张灰霾中的市区灯光,撤退。明年还有两次月全食,看情况再赌运气了。
独坐看珠峰
Dec 19th
书、月光和量子论
Dec 17th
从许多方面来说,人的心理活动和一个不太小的物理系统是很相似的:极喧闹和极安静的状态出现的频率较低,不太喧闹和不太安静的状态出现的频率较高。同样,从许多方面来说,人对心理活动的体验和科学家们对一个不太小的物理系统的研究也是很相似的:对极喧闹和极安静的状态记忆较深刻,对不太喧闹和不太安静的状态记忆较淡薄。假如有这么一块地方,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能从极喧闹的状态到极安静的状态,那显然给人的记忆会更为深刻。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我总能牢牢地记住每次我在子夜时分踱步于中大珠海校区的时光。
珠海校区地处僻静的郊外,有山有海,似小隐之所。每年我都能得到珠海校区天文社的一次邀请前去做讲座。春去秋来,总会有一次,然而也仅会有一次,似乎是做单项选择题一般,巧妙地抑制着我的贪欲。珠海校区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所以每次去都会看到一批新面孔。新朋友加上老朋友,一年一次的相逢,总要聊到三更,方才罢休。我住在招待所,没有寝室锁门之说,便总是将他们一位一位送回宿舍,然后再到湖边的长凳上吹吹海风,看着宿舍的灯光逐个熄灭。远处的山峦雾霭渐浓,某些深沉的思考或是带着禅意的音符便浮现脑海;然而未来得及回味,便在第二天返回都市的巴士的引擎声和朋友们的道别声中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
这几天是毕业之后第一次来到珠海校区,同样也是来给天文社做讲座,只是这次不再有一年一见的老友:他们出国的出国,找工的找工;以往在月光下漫步时的低语,也与那些深沉的思考或带着禅意的音符一样,消失在山野之中了。新酒固然有陈酒所没有的味道,但陈酒的深蕴同样无法被新酒所替代。
我不巧地将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落在了家里;也好,这样可以避免我坐在电脑前假正经,今年到珠海校区读书的老友盼盼便把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借我打发时光。南海之滨,珠明海聚,斜靠在枕头上,一边听着下课的师弟师妹轻快的车铃声,一边蘸着三毛那时明时淡的忧郁文字,时而走到窗前看看楼下来来往往的学生,伸伸懒腰,心情就像个单摆一样在“觥筹交错”和“人走茶凉”之间来回晃动着。在三毛那明显言不由衷的欣喜中合上最后一页,讲座时间也快到了。两杯茶下肚,一小时吹水,三分钟拍照,其乐也融融。玩乐一晚,然后又是依照惯例一位一位送回宿舍。当然,惯例是我的,对新旧朋友来说,都是一次性的。我目送最后一位朋友的身影消失在楼道转角,伴随着宿管熟练地把门一锁,我随即掉转头,装作若无其事地把手往口袋里一插,一边感叹今晚的月光为什么这么明亮。
我这次没有按照惯例去坐在岁月湖的长凳上吹风。在这一年,学校拆掉了原来的木凳,换上了石椅。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瞎逛。
一轮明月,一人漫步,但我的思绪却并不如高考范文一样,开始“忆往昔”与朋友们谈笑风生的一幕。恰相反,它把三毛那本书里的“荒山之夜”——描述了女作家在加那利群岛月光中风餐露宿的一晚——和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代表作杂糅起来,形成一些好像是某个卖弄聪明的业余画家模仿毕加索画画一样的东西。这让我感到紧张,似乎三毛的幽魂正在四周的山坡上游荡。
我深吸一口气,抬头看看月亮,这让我想到一个证伪命题:有人说,月亮是方的。——可为什么我们看到月亮都是圆的呢?——因为月亮是有灵性的,当它知道你在看它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变成圆的,你一转过头去,它又变成方的。心里的那位科学家随后解释说,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与其相信一个有灵性的方的月亮,倒不如直接相信它是圆的。
——那假如我们不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呢?当然,在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使用奥卡姆剃刀。比方说,量子论中势井里的一个粒子,就像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调皮小孩一样,是有可能从井里面跑出来,跑到无穷远的地方去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以眼睛观察到的事物为基础,那如果这个假定被打破了呢?我总是很喜欢和朋友们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你们只是我眼中的幻象,只不过幻象们的逻辑都符合我的思维逻辑而已。这个宇宙中,只有我是惟一真实存在的!朋友们便百口难辩。不过有一天,我在饭桌上和老妈说到这个问题,老妈立即沉下脸来:“你的饭总不会是幻象吧,赶紧吃饭!”这就轮到我百口难辩了。然而,这样一种假定,却是符合研究量子论的逻辑的。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之所以要巧妙地避开它,只是因为撇去这个假定将导致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但这并不能表明这个假定纯粹是痴人说梦。
这么说来,我的老朋友们,可以看作是一些概率波组成的幻象?我开始觉得校道上的我并不那么孤单了。化为概率波的三毛正在周围转悠,同样,新老朋友们实际上并没有远去。至少,他们的概率波在我的记忆里坍缩成为一个个实体。——我迅速地思考着一些荒诞不经的想法,如同现代派作品中一串一串的不和谐音程一般。
在离奇古怪的音符中,我转回了招待所,高兴地发现盼盼已经把《梦里花落知多少》带走了。毫无疑问,我总希望周围的幻象们巧妙地抑制着我随意思索的贪欲,以免得哪一天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个幻象。不过,这个幻象大概不包括窗外那调皮的、或方或圆的月亮。所以我拉上窗帘,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恰好和盼盼同行。大巴发动引擎,于是我招手和天文社的朋友们告别。一路上盼盼长篇大论地谈论亚运会的志愿者问题。毫无疑问,我很高兴,起码她是在谈及数量巨大的幻象。不过这一切大概也如同一个幻象一般,随着幻如春风一般的秋风烟消云散了。
广州下雪?不是没可能
Dec 16th
近几日,一轮强烈的寒潮又席卷东部地区,降雪线一直向南推进到广东省境内。不过,广州仍然只是下了一整天淅淅沥沥的小雨。尽管天气很适合成为初次见面寒暄的首要话题,但人们比较少讨论降水、降雪这类专业问题。不过在冬天的广州,“雪”的话题总是比较热门的。今天一早,就有位热心读者向《南方都市报》爆料称自己在五羊新城附近看到了下雪,一时间街坊们议论纷纷。
对广州下雪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是持否定的看法,甚至我前几天在微博上说“过几天可能降到1摄氏度”,也有部分朋友觉得“不太可能”。虽然我并不是没见过雪,但对“广州下雪”这个议题,却持久地抱着浓厚的兴趣,就好像讨论起某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般,虽然耳熟能详,但还是乐此不疲。趁着“我们又无限接近下雪”这一波狂潮,我也就斗胆写一篇略偏技术的小文,谈谈广州下雪的问题。
乍看上去,“广州下雪”似乎和“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一样,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史书上并不乏此类记载。根据杨宝霖所撰《广州地区下雪考略》一文,近千年来广州地区并不乏降雪记录,甚至直到19世纪末,广州几乎每几年就能下一次雪,其中1893年1月广州连日大雪,平地积雪接近10厘米。东莞诗人何鲲曾诗云“……乙未腊月廿一夜,打窗淅沥随风下,千门万户敞凌晨,青年皓首群相讶。初疑罗浮春已催,千树万树梅花开,又疑五月木棉熟,南海庙前飞雪来。子夜飘摇日中止,鸳瓦平沟屐没齿。儿童戏弄范以模,手掬瑶璠仙门里。人尽冰衔在玉堂,蛎墙龙户生辉光,沉香浦冻珠成海,白云山拥玉为冈……”描绘了广州下雪时的景色,让人颇为神往。
不过在20世纪以后,全球开始进入一个明显的暖期,类似的记载也大幅减少。根据《广州气候概况》一书介绍,二战以后广州站仅在1967年12月29日有过降雪报告。然而,鉴于气象站观察范围毕竟有限,可能会有局部降雪的情况被漏掉。最近十年来,网络上有过报道的广州局部降雪现象主要有2003年1月6日及2005年3月13日两次,其中被广泛报告的是2003年1月6日的降雪事件,根据《新快报》报道,目击者甚至有一名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根据我通过当时的地面及探空资料考证,2003年1月6日广州市区局部降雪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2005年3月13日则不太可信。
大家都知道雪是0摄氏度以下的固态降水,但降雪则不一定要在0摄氏度以下才能发生。比如说12月15日杭州大雪,地面温度为2-3摄氏度,但探空资料显示100米以上高度的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下,雪来不及融化就已经到达地面,因此可以观察到降雪。
不过对于南岭以南的地区来说,情况就略微复杂一些。以广州为例,首先冬天地面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的情形一般都是大晴天带来的辐射降温所造成,就好像不盖被子会冷得更快一样;很少会出现“盖被子”的同时温度又很低的情形;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冷空气来临的时候,低空一般都会有个逆温层,这是由于较重的冷空气将较轻的暖空气抬起而形成的,和水能把锅底的油顶起来一个道理。这一层的温度甚至比地面还要高,因此雪到这一层的时候一般就已经融化了,当然看不到降雪。一个极好的例子是2008年冰灾时期,低空逆温层的温度甚至比地面还要高5-10摄氏度。如果这时候近地面的温度要低于0摄氏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会造成什么有趣的效果:高空纷扬的雪花在逆温层里全部融化,变成了雨,之后它们来到了近地面的低温层,但低温层并不够“深厚”,因此它们无法重新变成雪,结果就会形成很恼人的——冻雨,它们如同鼻涕虫一样黏到任何物体以后立即化成了冰——从电线到庄稼——这才是让2008年冰灾成“灾”的罪魁祸首。所以北方的朋友不必为南方朋友的狼狈而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暖空气在北方势单力薄,很难形成足够强大的逆温层而造成冻雨的出现。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广州会下雪。我们已经注意到,广州市区冬季的地面气温在过去60年中从未低于0摄氏度(最低记录在1999年12月23日创下,恰好为0摄氏度),而且冬季的降雨基本上常常伴随着低空逆温层出现。不过这并不表示广州下雪的概率微乎其微。恰恰相反,我们不妨比较一下2003年1月6日20时和2010年12月16日8时(撰稿当日)时广州平远站的探空资料。首先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要把前者的探空曲线向左平移一些,因为当天的最低气温是在中午创下的,飞雪也是在中午被观察到的,而中午并没有探空资料。我们会注意到,在925百帕亦即700米高度附近,在逆温层的下方,有一处区域是小于0摄氏度的。当天的水汽非常充足(左边那条表示露点的蓝色曲线几乎与右边那条表示气温的红色曲线重合),因此不排除某些“运气较好”的雨滴在这里变成了雪花,而在地面被观察到。由于当天的飞雪报告数量众多而且有些来自于专业人士,我们可以断定下雪事件是比较可信的。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2010年12月16日8时的探空资料,可以注意到在950到850百帕亦即500-1500米高度的气温都小于0摄氏度,所以说降雪条件优于2003年1月6日,遗憾的是这天水汽供应不够充足,因此甚至连雨都没有下几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比较一下2010年12月15日湖南省郴州市由雨转雪的过程以及它和近地面气温及水汽的对应关系(资料未给出),当天郴州在2摄氏度左右时便已经开始下雪。
雪在北方稀松平常,但在广州追雪,却是件刺激而又有趣的事情:我们既可以悠然自得地等待那一份惊喜,也可以选择主动出击,通过各种各样的征候来揣测大自然的下一步棋。2003年1月6日的飞雪让许多人兴奋不已,下一次的降雪却也总是在触手可及和遥遥无期之间转悠着——尽管广州多年都没有下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雪。科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很好玩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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