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子笔谈

红光满堂

　　九月某日，叶子工作间歇，自卧室而出，忽见客厅红光满堂，颇为庄严，如朝阳照耀之袖珍星球一般。惊讶之余，前而视之，乃厅前枫树红叶之反光也。秋意渐浓之时，常有阴雨，阴雨则万物无光。秋色变换又极速，最甚之时，周初色彩斑斓之林，周末便能万木萧萧，故枫树之叶尽赤而不觉。念秋色短暂，遂取书一本，坐红光之中而读之，甚酣，日过中天而不知。二三日后，风雨自北方至，于是枫叶尽扫，落地而枯，红光不复见矣。

雕口脱险

　　某日放学路上，见一松鼠，自林中奔跃而出，驻某处，刨落叶，概其下有鲜果也。闻叶子来，松鼠遂止，扭头望叶子，其貌警觉，其形鬼祟。叶子乐，遂呼喝之，而松鼠亦不敢复刨。刹那间，一白物呼啸而降，直扑松鼠，鼠因叶子而先有所防，速去复归林中。白物既无所得，逆风徐徐而起，停于枝上，张目叱叶子。视之，乃一大雕也。夫叶子之一乐，而二物不能得舌尖之快也。松鼠因此脱难，而大雕因此无所获。念松鼠既不可寻，而雕复于枝上叱子，遂引自而去。

一

　　谁也说不清秋天具体什么时候会来。九月底的一场凉雨过后，我提着伞在马路上走着，不经意间看到路边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已经有一棵小树悄悄地泛黄了。秋天，难道已在转角处？

　　然而没过几天，气温又像皮球一样弹上来了。俊男靓女们又穿着拉风的短袖快步街头；泰晤士河边的草坪上，野餐的市民三五成群，秋天的跫音转瞬即逝，温暖的夏天似乎还将持续很久。

　　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学山草坪上散步，有几位姑娘正在一棵大树下小憩。我路过她们身边时，其中一位恰巧翻了个身，我不经意望了一眼，只见她的长裙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小小的红叶。当我正感叹这一完全自然的装饰的珍美之时，一阵清风恰好吹过，四周如雪片一般簌簌而落的，正是许多许多片同样的小小的红叶。

　　秋天一下子就来到了。

二

　　11月11日是英联邦国家的国殇日，旨在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他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和平民。这一天，校道上随处可见佩戴着虞美人花的加拿大人。与我预想中的不同，纪念仪式是平淡的，如同乐曲中一个缓慢的延长音一样，没有汽笛、喇叭和警钟；人们不约而同地佩戴虞美人花，仅此而已。

　　午后，我到冯卡斯特堂听音乐系管弦乐团的音乐会，最后一曲是美国作曲家巴伯的代表作《为弦乐而作的柔板》。这是一首缓慢而忧伤的作品。从第一小提琴奏出的一个安静而感伤的降b音开始，就没有明显的旋律；乐曲随着第一小提琴和中提琴织出一个又一个细腻的织体缓缓前行，第二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则萦绕着、回应着，如一层悲凄而让人窒息的雾气一样不断变得浓重起来。乐音渐渐加强，音符虽慢、但却毫不喘息地上行，至于高潮处，则所有乐器一齐用极限的高音宣泄着；第一小提琴引领的织体走到了终点，乐队在四个极强力的和声之后，突然戛然而止，仿佛悲伤到极点，不能自己。

　　指挥的手停在了空中，最后一个和声的余音仍然在音乐厅内轻轻回荡。这哀号之后忽然到来的宁静，让原来被乐声掩盖的轻微的啜泣声显得格外清晰。我发现，动容的全是年老的听众。实际上，坐在我旁边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在乐音渐渐凝重时，已经禁不住掏出手帕来抹脸了。他们是回想起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和朋友吗？音乐是具有怎样的魔力，才能揭开早已在许多个十年前结痂的伤口呢？

　　乐曲在回归了几个小节的平静的致哀之后结束。听众沉默了几秒，方才鼓起掌来。掌声十分热烈，但没有夹杂着平时常能听到的叫好声。指挥带领乐手起立谢幕；但见台上台下，都是一片火红的虞美人花。

三

　　我第一次去伦敦大众管弦乐团排练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名叫海伦。海伦太太两鬓如霜，平时行动迟缓，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了。她每次排练都穿着一身毫无特色的便装，看上去像是随手从衣柜里抽出来的，比起乐团里许多穿着考究的女士来说，她完全可以称得上衣着简朴。然而，只要说到音乐，她就两眼发光，那副兴奋的样子，毫不亚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作为中提琴声部长，无论排练多困难的曲目，她看起来都了然于心，演奏起来不仅毫无错漏，而且还能张弛有度，与她的年龄毫不相称，有时让我这个晚辈相当惭愧。

　　有一天排练休息时，我在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海伦太太在一边听着，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曲目之一。于是我便模仿早已辞世的加拿大著名钢琴家古尔德来弹奏。海伦太太忽然很激动地说：“呀！你也知道古尔德？”“当然知道，我特别欣赏他的《哥德堡变奏曲》，我有好些朋友非常崇拜他。”“你知道吗？五十多年前，当伦敦交响乐团还没有职业化的时候，我在里面担任第二小提琴的声部首席，古尔德曾有一次来和我们一块演奏。”“您…… 您说的是格伦·古尔德曾经来这里举行音乐会？”“当然！他第一场在多伦多以外的音乐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他还没有停止公开演奏之前，他偶尔会和这一带的业余乐团一块演奏。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坐在那把小椅子上弹琴的记忆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磨灭呢。”海伦一边说，一边从琴盒里翻出那场音乐会的海报，是一张对折的硬纸，仍然保存如新。我连忙捧过来看，只见封面上印着：“伦敦交响乐团——1959年10月14日，晚上8点30分；钢琴：格伦·古尔德”。

　　我顿时觉得我被一种庄严的力量所震撼，既不能开口讲话，也无法继续弹琴。面前这张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音乐会海报，几乎算是我在博物馆之外看到的最古老的私人物件了；格伦·古尔德本人已在三十年前乘鹤西归，他留下最著名的遗产无疑是两张《哥德堡变奏曲》的录音，我已经听过多次；扬声器中鲜活的音符伴随着淡淡的背景杂音，总让人有摊开一叠泛黄的、黏在一块的老照片的感觉。对我来说，格伦·古尔德如同历史上无数音乐家一样，是个早已尘封的名字；但对于海伦太太却不是。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当年——当她和我岁数相仿、坐在岁数和她相仿的古尔德身边拉琴的那一年——那场音乐会的各种趣事，仿佛它们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我却完全无法将眼前垂垂老矣的她和当年那一个朝气蓬勃的小提琴手对应起来。对于一个人来说，五十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呀！然而，从人生的春天到人生的秋天，虽然在音乐长河上最大的印记或许仅是一张和古尔德的名字写在一块的海报，但海伦太太对音乐的热情，却从未因时间流逝而有丝毫的减退。人生虽短暂，然能欣于所乐，不曾倦之，亦是一大幸事也！

四

　　一层秋雨一层凉，这大概是北国的秋天最好的写照。大街上满目的金黄或是公园里红枫叶下野餐的情景，虽然让人感到温馨，但终究只是秋天里短暂的一瞥；更经常的情景，是凄厉的寒风夹带着冰冷的雨点无情地穿城而过，卷下无数摇摇欲坠的枯叶。我在滴水的伞缘下举目四眺，光秃秃的树枝遍地可见。既见此景，则各种逻辑化的安慰，无论是文艺一些的“秋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还是理性一些的“地球的黄赤交角必然带来季节的变换”，都不能让人觉得更心宽。至此方知“自古逢秋悲寂寥”绝非虚语。

　　于是我以为这样凄冷的天气，除非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不然人们的心情大多是失落的。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偶然看见有人撑着一把小巧的伞，伞上大大地写着三个字：

　　“I ♥ rain” （我♥雨）

　　没有修饰，没有抒情，我仅仅是随着视线所及把伞上的三个字念了一遍，于是心情就这样改变了。这秋雨忽然变得可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说了我爱它呗。但为什么这简单的三个字能比缜密的逻辑推断更有效呢？这就是个我还没想到答案的好问题啦。

勤奋

　　李特是课题组里唯一的博士后研究员，来自瑞士。虽然话不多，但人很有趣。

　　一个星期四的中午，办公室里只有我和李特两人。我正在工作，忽然注意到李特发来的邮件，标题是：“安大略省的徒步旅行圣地”。“李特，你可真坏，”我转过头对李特笑道，“你又在给我‘放毒’啦？”

　　“你说什么？”李特不解。

　　“‘放毒’是中国人的说法，意思是你把一堆特别有趣的东西塞给我了—— 你这让我怎么好好工作呢？原来你工作时间就在查这个啊。”我打趣道。

　　“这没什么嘛，你可以看看，考虑周末出去玩玩呀。”李特回答。

　　“我周末不一定有空呢。”

　　“哈哈，你可真勤奋。”李特说。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我了。我觉得在加拿大，这话并不全是赞美。

　　“我这真不算勤奋呢——”

　　“你看看你的同事嘛，他们在工作日也经常‘放假’。”李特指了指空荡荡的周围，“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结果人人都抱怨我太勤奋了。于是我现在就入乡随俗了呗。依我看，你起码不应该晚上和周末都工作，应该多抽点时间玩啊。”

　　于是我觉得有些不解了。虽然我经常晚上和周末也在办公室工作，但比起其他中国留学生，我觉得自己远称不上“勤奋”：从不熬夜，每天睡到自然醒、做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才慢慢悠悠地回学校，时不时揣着相机出去踏青赏景，每周二去社区乐团玩音乐还嫌不满足，周日还要独乐乐一番…… 我哪儿算“勤奋”了？这地方的人可真奇怪。

“按时下班，好吗？”

　　下午五点半，下课钟响了。“索希亚，你先走吧，剩下这几个学生我来照管好了。”我对加拿大同事说。

　　每周我要做十个小时的助教，内容是指导一年级本科生做物理实验。不过，许多时候会有学生没法按时写完报告，我一般会延长五到十分钟收卷，并需要时给他们讲解难点。当实验课在傍晚的时候，我一般会示意加拿大同事先走，反正中国人经常把晚上也当成工作时段，晚一点下班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便；但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就不一样，他们仿佛每天都担心赶不上飞机似的：经常是到了下午四点，办公楼就空空如也了。

　　“同学们，实验室要关门了，赶紧交卷！叶，你待会过来一下。”我正在给一个学生讲解的时候，实验室主任塞朗挎着书包走进实验室，匆匆地说道。“老板，你这是要赶公车吗？”我打趣道。塞朗没有回答我的话，转身回办公室了。学生见状，赶紧写完最后几个字就交卷了。我跟着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学生，走向塞朗的办公室。

　　“叶，你给学生耐心讲解问题，这很好，”塞朗等交完卷的学生关上办公室的门之后，开始说话了，“但是……”

　　“抱歉，我没有想到你急着要走。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完卷了，我以为用几分钟时间解释一个问题是可以的。”我以为是塞朗对我延迟收卷感到不满。

　　“不，我没问题。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即使要我呆到六点也没意见。但是你不一样，你属于你的工会而不是我们实验室。你们工会和学校签署了合同，只能工作到下午五点半。如果你的工会的巡视员看到，我们是要被投诉的。而且，我可不想你无端端地增加工作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进实验室驱赶学生—— 我是为你们好。所以，下次请按时下班，好吗？”塞朗一口气说道。

　　我摸摸脑袋，谢过塞朗，离开实验楼。几个月来，我一直没怎么觉得我是在地球另一面生活，但这一天我感觉到了。

人挤人也能成为一种快乐？

　　在加拿大，有三五个人站立着的公交车已经可以算“人较多”了。西大的人口占伦敦的十分之一，学生通勤也以公交车为主，上下学时间经常会出现更挤的情形，但在我看来，和北上广的“挤”仍然不可同年而语：乘客们还是可以大致舒服地站着，彼此之间不会有身体接触。只有天气恶劣的时候会有例外。

　　一月的一天，放学时分，雪非常大。我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公交车，这恐怕是真能达到北上广标准的“挤”了。“我要你们统统往后站，别害羞，把所有能用的空间统统用上！”驾车的大妈高声喝道。这在日常用语总以“请”、“劳驾”开头的西方国度可是非常不常见的，但一车人却带着忍俊不禁的笑容顺从了。一路上，站在我附近的本地学生一面随着公交车的转弯东倒西歪，一面带着兴奋的口吻说“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多人呐！”而每到一站，驾车大妈那句“所有该下的人都下完了吗”的大喝，总能在车厢内惹起一阵笑声，车窗外漫天的飞雪更是让这笑声变得有一股暖洋洋的力量。

　　我要下的站很快到了。好不容易折腾到车门，只见五六个加拿大同学站在车外让出下车通道，一脸玩游戏正起劲的神情，我连忙道谢。即使在车外的大雪中，我都能听到大妈那句“所有该下的人都下完了吗”，虽然没听到笑声，但应该还是有的。

　　从车站到公寓门口的一百多米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加拿大，人人有座的时候是常见的，人挤人的时候是少见的，但少见的人挤人却能匪夷所思地让一车人变得很快乐；在国内，人挤人的时候是常见的，人人有座的时候是少见的，但即使人人有座的时候也很少能看到人们能面带笑容。这是怎么回事？

公交车上的老人

　　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个汽车王国，人们出行百分之九十左右靠驾车，靠公交出行的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公交车的人一般很少，即使偶尔遇到拥挤的时候，乘客们也很少“心领神会”地向车厢后部走，得靠司机广播疏导才行。

　　我刚从国内过来，自然继承了国内的“好习惯”，每次上车都是下意识地就往车厢后部钻。这天上学的时候，人有点多，我照常向后走，发现倒数第二排竟然有个空位，心中还没来得及惊讶，却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座位上一个没喝完的矿泉水瓶子。坐在旁边的一位正在玩手机的男生见我想要坐下，连忙说：“那个瓶子不是我的。”便低下头继续玩手机。

　　我正开始犹豫，只见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老者一面一字一顿地说：“不要紧，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一面主动把水瓶子拿到手里，“我等会就下车了，顺便可以处理了它。”我一面道谢，一面瞥了瞥老者的样子：衣服略显脏破，胡子拉渣，但却一直面带笑容，好像吃了开心果一样。他点头接受了我的道谢，继续和身边的女士聊天。

　　我埋头想白天的功课，没仔细听他们对话的内容，只知道老者经常边说边爽朗地大笑。深秋低低的阳光也随着公交车行驶方向的改变，间歇地照进来。过一会儿，报站说“大学医院”站到了。老者吃力地拿着瓶子站起来，一边慢慢地抓着把手往门口处走，一边继续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下车了。享受这一天吧！”还没来得及等女士回答，他又重重地补上一句，“享受每一杯咖啡吧！”我正要琢磨着这句话的含义，只听随着公交车低沉的轰鸣声，老者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了。

　　我在大学医院站的后一站下车，于是按了下车铃，正要起身，刚才和老者聊天的女士忽然对我说：“刚才那位老先生是我的邻居。很好的一个人，但最近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丧失了全身感觉，随时有生命危险，必须定期去医院做检查。他特别爱喝咖啡，但因病失去了味觉，已经不能品出咖啡的味道了。”“呃——”我一时张口结舌，“真遗憾…… 但他人很阳光，不是吗？”“很有趣？嗯，大概是。”女士没听清楚我的话，把“阳光”(sunny)误听为是“有趣”(funny)了。“不，我说他很阳光。”我加重了语气。

　　这时，公交车到站了。我向女士道了声日安，匆匆下车了。车站正好在大学山脚下，山上已濒临寒冬的肃杀景象，最后几棵即将退色的红叶树，在低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